1. 适度减少全球排放量可将死于极端温度的风险降低84%。
气候变化在2100年的影响与当代的主要死亡原因相当：
来源: Valuing the Global Mortality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ccounting for Adapt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NBER Working Paper, August 2020
虽然COVID-19疫情是2020年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根据气候影响实验室（Climate Impact Lab）的一项研究，本世纪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变化——预计在贫穷、炎热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威胁甚至比癌症和心脏病更大。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增长，到2100年，气候变化的温度效应将使全球每10万人的死亡风险增加85人（RCP8.5）。然而，如果将全球排放量降至中等水平——甚至不用降到《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那么低——将在本世纪末把随之而来的死亡风险降低84%（RCP4.5）。
2. 过去二十年来，空气污染一直影响着全球的预期寿命。
1998-2008年，将PM2.5降低到世卫组织的准则水平，全球预期寿命的平均增加值：
来源：AQLI Annual Update, July 2020
根据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的新数据，与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准则的情况相比，过去20年里，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因为空气污染而减少了约2年。在这20年中，一些国家的改善——例如中国，5年内污染下降了近40%——被其他国家恶化的状况所抵消。南亚的污染增加了44%，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平均寿命将因此缩短5年。
3. 由于疫情管制影响日常生活，电力需求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活动的窗口。
COVID-19疫情对电力消耗的影响：
来源：EPIC COVID-19 Data Tracker
COVID-19疫情限制了全球范围内个体和机构的经济活动，对各地的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干扰。而随着疫情在不同地区以不同轨迹发展，政策应对措施也大不相同，因此病毒对经济体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由于电力消耗是经济活动的实时晴雨表，不像其他指标有几个月的滞后期，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EPIC）的学者们追踪测量了全球国家、各区域和城市的电力使用情况。这一追踪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地衡量疫情影响的方法。例如，在比较纽约和迈阿密的用电情况时，两城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就表现出很大不同。在纽约，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管制，春季的用电量比往年平均水平低15%至20%左右。当夏季一些管制措施放松后，用电量有所上升，但大体上仍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迈阿密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政府领导人从未实施过同等水平的管制，在整个疫情期间，迈阿密的用电量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
4. 在家工作的美国人使用更多的电力，支付更高额的账单。
按客户类别划分的用电量：
注：德州消费者的数据经过温度调整
来源：Powering Work from Home, NBER Working Paper, October 2020
根据EPIC非驻地学者Steve Cicala的一项研究，由于COVID-19疫情影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家工作，他们每个月多用了大约10%的电，并在账单中多支付11至50美元。在德克萨斯州，这种转变意味着家庭在工作时间内的用电量要比平时多出3-4千兆瓦，比平常时候高出16%。居民用电的这一增长掩盖了商业和工业用电的持续滞后，从4月到7月，商业和工业用电分别下降了12%和14%。即使在7月1日之后，即大部分封锁已经解除的时候，工商业用电量仍比正常水平低5%。
5. 中国安装的自动污染监测仪使空气质量读数更加准确。
自动化前后报告的PM10浓度：
来源: Can Technology Solv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vidence from China’s War on Air Pollution, BFI Working Paper, June 2020
在大约十年前，当中国政府寻求减少污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空气质量读数不准确，因为地方官员会在报告前人为操纵数据。为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自动污染监测系统，根据EPIC学者Michael Greenstone和Guojun He的研究，这一自动化系统提高了数据质量。在安装该技术后，报告的污染浓度立即增加了37%，尽管卫星测量显示安装前后的真实空气质量没有变化。而当可靠的信息发布后，人们也似乎做出反应，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自己，例如，网上口罩搜索的次数增加了300%。
6. 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支付更多电费的人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电。
贫困农村地区部分用电户用电小时数与收入分成比例的关系：
注：数据来自印度比哈尔邦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
来源: The Consequences of Treating Electricity as a Righ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2020
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供给往往得不到消费者的全额付款，导致债务增加、大面积停电和电力配给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力往往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在对印度比哈尔邦的农村或小城镇社区进行研究时，EPIC学者Michael Greenstone和Anant Sudarshan发现，即使是那些不贫穷的家庭也没有支付账单。客户平均每天获得约17小时的电力，在许多地区，支付的电费还不到20%。最让人惊讶的是，缴费多的地区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的电，一些最可靠的供电都给了缴费差的社区。将强制付款措施与提高穷人支付能力的直接转移支付相结合，有助于实现可靠电力的普遍获取。
7. 对家庭的用热量收费可减少能源使用并改善空气质量。
中国天津市供暖由固定价格改为计量定价的影响：
来源: Reforming Inefficient Energy Pri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March 2020
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Koichiro Ito发现，如何向家庭收取能源使用费会对经济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天津，固定价格的供暖费用被替换成了基于使用量的计价系统，家庭支付较低的固定费用和基于使用量的可变费用。在安装计量表四年后，由于消费者慢慢学会了何时和如何调低恒温供暖器，供暖需求减少了约三分之一。这些供暖效率的提高和空气污染的减少，价值相当于每户每年多61.29美元。由于天津市一次性支付了每户99.22美元的安装费，仅18个月就可以收回这笔投资。
8. 在租约到期前增加钻井以维护土地权利。
租约到期前后几个月的钻探活动：
来源: The Economics of Time-Limited Development Options: The Case of Oil and Gas Leases,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近年来，页岩油气行业出现了一种趋势：开采公司在无利可图的地方钻井，只是为了履行与土地所有者的合同。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Ryan Kellogg利用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Haynesville页岩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他发现在租约到期或内置的两年租约延期之前的几个月里，钻井数量大幅增加。他还发现，许多在租约到期前钻探过的土地后续都没有再进行钻探。尽管存在这种低效率的扎堆钻探，Kellogg仍发现，由于公司必须将开采收入的一部分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作为特许费，这使得公司有延迟开采的动机，设置租约到期期限可以通过抵消这种激励来创造价值。但是，为了让该机制起效，到期期限必须作用于特定地段的所有可钻井，而不仅仅是第一口井。
9. 由于有政治动机减少受监管企业的污染，中国地方政府实施了代价高昂的规定。
污染工业的生产率：
来源: Watering Dow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20
为了减少水污染，中国政府建立了大量水监测站，并设定合格目标，以水质读数来辅助评价政府官员的升迁决策。由于水监测站只能捕捉上游的排放物，地方官员开始对上游污染者实施更严格的监管。EPIC-China学者Guojun He和Shaoda Wang研究发现，紧靠监测站上游的企业比下游的企业生产效率低24%，这是因为企业为满足更严格的法规而不得不投资于减排设备。同时，这一现象正是2003年后中国开始更严格的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才开始出现的。这体现了中央政策目标和地方官僚激励机制之间的不一致，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会将水质读数的改进置于实际水质改进之上。
10. 对低收入消费者来说，使用太阳能并不只是为了省钱。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太阳能采用者概况：
来源: More Alike than Different: Proles of High-Income and Low-Income Rooftop Solar Adop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January 2020
美国屋顶式太阳能的实现潜力几乎有一半在低收入家庭。理论上讲，为低收入家庭采用太阳能提供大量的经济激励措施，应该会使采用者的动机和关注点比高收入家庭更多样化，因为高收入家庭自掏腰包，可能只是被环境效益所吸引。但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学者Kim Wolske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和高收入采用者的情况实际上很相似。两组人都认为省钱是他们安装太阳能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对新型绿色技术的自然好奇。更多的低收入采用者认为个人有义务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并报告称他们更有可能寻求新技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屋顶式太阳能可以获得高额补贴的情况下，项目管理者最初可能仍需要获得那些已经对该技术感兴趣并有动力使用的早期采用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