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污染治理政策极大地改善了空气质量，并使韩国受益。
长期以来，领导人们一直认为来自邻国的空气污染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但挑战有多大，以及如何应对，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项新的研究通过测量跨界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造成的损失，以及强有力的政策在改善整个地区的健康结果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些解答。
“利用大气科学的最新进展，使我们能够测量细颗粒物污染的轨迹——即空气污染最致命的形式。我们发现，各国受到其邻国造成的污染的巨大影响。”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Koichiro Ito如是说，“好消息是，强有力的减少污染的政策的好处也延伸到邻国。这凸显了将空气污染作为一个需要区域合作甚至全球合作来应对的挑战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在地方层面面对的问题。”
Ito和他的合著者，来自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的Rao Kotamarthi，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博士生Seonmin Will Heo，他在2020年作为哈里斯公共政策项目的研究生时就开始与Ito合作，一起研究韩国的情况。韩国西北部在秋季和冬季会有来自中国的强劲西风。研究人员发现，与韩国东南部相比，这些风导致的污染水平明显更高。西北部和东南部在春季和夏季经历类似的污染水平——那时来自中国的西风要少得多。
这种污染对韩国人民的健康有直接影响，越境颗粒物污染（PM2.5）每增加1微克/立方米，就会导致死亡率增加0.6%。这意味着每百万人每年会增加31.2例死亡。一岁或更小的婴儿作为社会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最脆弱的，来自中国的越境颗粒物污染每增加1微克/立方米，其死亡率就会增加2.1％。
在2013年至2017年的研究时间内，其他健康指标也有所上升。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中国的颗粒物污染每增加1微克/立方米，就会导致每百万人每年因哮喘而增加18次急诊，因鼻炎而增加176次急诊——分别了增加0.5%和3.4%。
“来自中国的污染使韩国人生病和死亡的比率变得更高，这一点很清楚。”Ito说，“但是，中国近年来在减少污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污染治理政策的好处也是跨越国界的。”
在中国于2014年开始其 “治污战争”之后，伴随着一系列强有力的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推行，全国范围内的污染显著下降。Ito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的颗粒物污染下降了14.07微克/立方米，韩国来自中国的越境颗粒物污染下降了9.63微克/立方米。这一下降使得跨界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减少——每百万人每年大约减少300人死亡。研究者们计算出韩国每年因此节省了26.2亿美元。
Ito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中国可能战略性地在那些大部分空气污染会停留在国境内的城市减少了更多的空气污染，而那些大部分空气污染会吹到国外去的城市则减少得没那么多。这意味着大气污染防治规定对邻国的外溢效益还有更大的空间。因此，进一步的区域或全球合作对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是有价值的。
Ito和Kotamarthi感谢由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和阿贡国家实验室主办的全球能源挑战会议，该会议为他们在探索该主题方面的合作和工作之滥觞。
自上一次承办奥运会以来，北京的空气污染水平下降了一半，居民的寿命增长了四年
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受到万众瞩目。据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的最新研究，当地的居民和参赛选手们呼吸的空气的污染水平将会比北京第一次承办奥运会的2008年时期有明显的改善。由于中国在2013年开始对“污染宣战”，整个国家的污染水平下降了40%，北京市则下降了约50%。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污染已经下降到了二十多年未见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改善，中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两年，北京居民的预期寿命则增加了四年。当然，前提是这样的减污成果能够长期性的保持下去。
“在今天的北京，人们呼吸到的空气与之前北京夏季奥运会时期的空气不可同日而语，这让当地居民过上了更加健康和长寿的生活。” 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教授、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旗下的AQLI创始人之一的Michael Greenstone如是说道。“此等减污力度纵观全球也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去通过改善空气污染水平来增加国民的寿命。”
相比中国的成功，自2013年以来全球污染减少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来自于中国。美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和数次经济衰退才实现了中国在七年内完成的污染减少总量。但是，尽管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水平，其现在的污染水平仍然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标准。与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洛杉矶相比，北京的污染水平仍高出三倍。如果中国能够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标准，中国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可望在近期的基础上再增加两年，北京的居民则可以多活三年。
“随着中国进入反污染战争的下一阶段，对于决策者们来说，想要保持现有的减污速度将有可能变得非常困难。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用高昂的成本捏完了减污运动中所有的软柿子。” AQLI主任Ken Lee评论道。“让中国从过去几年行之有效的高强度行政管理手段转向灵活结合激励措施、市场结构和当地的现实情况的低成本手段的大好机会正在眼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迅速且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应对空气污染，其中就包括许多发电厂的停运。但这些行动仅仅是减缓了污染水平的攀升。直到中国开始执行持续的行政管理措施，污染水平才出现明显下降。诸如关闭排污工厂、执行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向地方政府分配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之流的政策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成本。例如，政府曾在在没有天然气和电力替代品的情况下强行拆除燃煤锅炉，使得许多家庭在冬季没有暖气可用。
“中国领导人们有机会通过基于市场的低成本措施让减污的成功持续下去。” 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EPIC-China）研究主任、香港大学教授何国俊评论道。“随着碳市场的实施运行，将该市场进一步扩展覆盖到其他的污染排放源既容易实现，又理所应当。同样的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成功地以低成本减少了污染。”
2020年前十大图表
1. 适度减少全球排放量可将死于极端温度的风险降低84%。
气候变化在2100年的影响与当代的主要死亡原因相当：
来源: Valuing the Global Mortality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ccounting for Adapt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NBER Working Paper, August 2020
虽然COVID-19疫情是2020年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根据气候影响实验室（Climate Impact Lab）的一项研究，本世纪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变化——预计在贫穷、炎热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威胁甚至比癌症和心脏病更大。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增长，到2100年，气候变化的温度效应将使全球每10万人的死亡风险增加85人（RCP8.5）。然而，如果将全球排放量降至中等水平——甚至不用降到《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那么低——将在本世纪末把随之而来的死亡风险降低84%（RCP4.5）。
2. 过去二十年来，空气污染一直影响着全球的预期寿命。
1998-2008年，将PM2.5降低到世卫组织的准则水平，全球预期寿命的平均增加值：
来源：AQLI Annual Update, July 2020
根据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的新数据，与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准则的情况相比，过去20年里，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因为空气污染而减少了约2年。在这20年中，一些国家的改善——例如中国，5年内污染下降了近40%——被其他国家恶化的状况所抵消。南亚的污染增加了44%，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平均寿命将因此缩短5年。
3. 由于疫情管制影响日常生活，电力需求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活动的窗口。
COVID-19疫情对电力消耗的影响：
来源：EPIC COVID-19 Data Tracker
COVID-19疫情限制了全球范围内个体和机构的经济活动，对各地的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干扰。而随着疫情在不同地区以不同轨迹发展，政策应对措施也大不相同，因此病毒对经济体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由于电力消耗是经济活动的实时晴雨表，不像其他指标有几个月的滞后期，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EPIC）的学者们追踪测量了全球国家、各区域和城市的电力使用情况。这一追踪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地衡量疫情影响的方法。例如，在比较纽约和迈阿密的用电情况时，两城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就表现出很大不同。在纽约，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管制，春季的用电量比往年平均水平低15%至20%左右。当夏季一些管制措施放松后，用电量有所上升，但大体上仍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迈阿密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政府领导人从未实施过同等水平的管制，在整个疫情期间，迈阿密的用电量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
4. 在家工作的美国人使用更多的电力，支付更高额的账单。
按客户类别划分的用电量：
注：德州消费者的数据经过温度调整
来源：Powering Work from Home, NBER Working Paper, October 2020
根据EPIC非驻地学者Steve Cicala的一项研究，由于COVID-19疫情影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家工作，他们每个月多用了大约10%的电，并在账单中多支付11至50美元。在德克萨斯州，这种转变意味着家庭在工作时间内的用电量要比平时多出3-4千兆瓦，比平常时候高出16%。居民用电的这一增长掩盖了商业和工业用电的持续滞后，从4月到7月，商业和工业用电分别下降了12%和14%。即使在7月1日之后，即大部分封锁已经解除的时候，工商业用电量仍比正常水平低5%。
5. 中国安装的自动污染监测仪使空气质量读数更加准确。
自动化前后报告的PM10浓度：
来源: Can Technology Solv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vidence from China’s War on Air Pollution, BFI Working Paper, June 2020
在大约十年前，当中国政府寻求减少污染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空气质量读数不准确，因为地方官员会在报告前人为操纵数据。为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自动污染监测系统，根据EPIC学者Michael Greenstone和Guojun He的研究，这一自动化系统提高了数据质量。在安装该技术后，报告的污染浓度立即增加了37%，尽管卫星测量显示安装前后的真实空气质量没有变化。而当可靠的信息发布后，人们也似乎做出反应，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自己，例如，网上口罩搜索的次数增加了300%。
6. 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支付更多电费的人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电。
贫困农村地区部分用电户用电小时数与收入分成比例的关系：
注：数据来自印度比哈尔邦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
来源: The Consequences of Treating Electricity as a Righ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2020
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供给往往得不到消费者的全额付款，导致债务增加、大面积停电和电力配给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电力往往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在对印度比哈尔邦的农村或小城镇社区进行研究时，EPIC学者Michael Greenstone和Anant Sudarshan发现，即使是那些不贫穷的家庭也没有支付账单。客户平均每天获得约17小时的电力，在许多地区，支付的电费还不到20%。最让人惊讶的是，缴费多的地区不一定能得到更多的电，一些最可靠的供电都给了缴费差的社区。将强制付款措施与提高穷人支付能力的直接转移支付相结合，有助于实现可靠电力的普遍获取。
7. 对家庭的用热量收费可减少能源使用并改善空气质量。
中国天津市供暖由固定价格改为计量定价的影响：
来源: Reforming Inefficient Energy Pricing: Evidence from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March 2020
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Koichiro Ito发现，如何向家庭收取能源使用费会对经济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天津，固定价格的供暖费用被替换成了基于使用量的计价系统，家庭支付较低的固定费用和基于使用量的可变费用。在安装计量表四年后，由于消费者慢慢学会了何时和如何调低恒温供暖器，供暖需求减少了约三分之一。这些供暖效率的提高和空气污染的减少，价值相当于每户每年多61.29美元。由于天津市一次性支付了每户99.22美元的安装费，仅18个月就可以收回这笔投资。
8. 在租约到期前增加钻井以维护土地权利。
租约到期前后几个月的钻探活动：
来源: The Economics of Time-Limited Development Options: The Case of Oil and Gas Leases, NBER Working Paper, May 2020
近年来，页岩油气行业出现了一种趋势：开采公司在无利可图的地方钻井，只是为了履行与土地所有者的合同。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Ryan Kellogg利用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Haynesville页岩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他发现在租约到期或内置的两年租约延期之前的几个月里，钻井数量大幅增加。他还发现，许多在租约到期前钻探过的土地后续都没有再进行钻探。尽管存在这种低效率的扎堆钻探，Kellogg仍发现，由于公司必须将开采收入的一部分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作为特许费，这使得公司有延迟开采的动机，设置租约到期期限可以通过抵消这种激励来创造价值。但是，为了让该机制起效，到期期限必须作用于特定地段的所有可钻井，而不仅仅是第一口井。
9. 由于有政治动机减少受监管企业的污染，中国地方政府实施了代价高昂的规定。
污染工业的生产率：
来源: Watering Dow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20
为了减少水污染，中国政府建立了大量水监测站，并设定合格目标，以水质读数来辅助评价政府官员的升迁决策。由于水监测站只能捕捉上游的排放物，地方官员开始对上游污染者实施更严格的监管。EPIC-China学者Guojun He和Shaoda Wang研究发现，紧靠监测站上游的企业比下游的企业生产效率低24%，这是因为企业为满足更严格的法规而不得不投资于减排设备。同时，这一现象正是2003年后中国开始更严格的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才开始出现的。这体现了中央政策目标和地方官僚激励机制之间的不一致，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会将水质读数的改进置于实际水质改进之上。
10. 对低收入消费者来说，使用太阳能并不只是为了省钱。
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太阳能采用者概况：
来源: More Alike than Different: Proles of High-Income and Low-Income Rooftop Solar Adop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January 2020
美国屋顶式太阳能的实现潜力几乎有一半在低收入家庭。理论上讲，为低收入家庭采用太阳能提供大量的经济激励措施，应该会使采用者的动机和关注点比高收入家庭更多样化，因为高收入家庭自掏腰包，可能只是被环境效益所吸引。但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学者Kim Wolske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和高收入采用者的情况实际上很相似。两组人都认为省钱是他们安装太阳能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对新型绿色技术的自然好奇。更多的低收入采用者认为个人有义务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并报告称他们更有可能寻求新技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屋顶式太阳能可以获得高额补贴的情况下，项目管理者最初可能仍需要获得那些已经对该技术感兴趣并有动力使用的早期采用者的认同。
一项中国研究表明，以政治激励来治理环境污染，效率有时并不理想。
中国的多项环境治理规定为地方政府设定了目标，目标能否完成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息息相关。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虽然初衷良好，但有时可能无法有效地实现监管目标。该研究考察了中国的地表水污染治理，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对受到中央政府监测的污染企业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而对未受监测的企业则网开一面。这导致受监测企业的生产率明显下降，而未受监测的企业排污依旧。
该文章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China研究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何国俊表示：“虽然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强激励可能会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错位，进而降低政策效率。原则上，地方政府官员本应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开展环保工作，但实际执行中，许多官员的目的却只是完成一些具体指标。比如， 在我们这一研究中，地方官员就只对会影响水质监测数据指标的企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水污染治理措施，并为各监测站设定了明确的水质目标，水质数据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直接挂钩。由于水质监测站只能反映来自上游企业的污染排放、而不能监测到下游企业的污染排放，地方官员对监测站上游的污染企业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而对下游企业则网开一面。
本文发现，由于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紧邻监测站的上游污染企业，相对于紧邻监测站的下游企业，需要将大量的资本分配到“减排活动”而非“生产活动”，从而导致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显著下降，但全要素生产率也同时降低了24%。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上下游间的生产率差距只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并且只有在中央政府加强了水质监管以后才开始出现。同时，只有紧邻监测站几公里以内的上游企业才受到了最严格的管制、而更上游企业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这是因为地表水的污染会随着水流被快速稀释，因此只有对紧邻监测站的上游企业进行管制才能最有效地提升水质数据。
环境监管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经济成本。本文估计，水污染排放每下降10%，意味着污染行业的生产率下降3%。作者们据此计算得到，在2000 至2007年期间，中国因治理水污染而损失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工业产出。
“由于企业减排的边际成本通常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上升，而地方政府又将所有的减排负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身上，这就导致改善环境的经济成本变得更加高昂。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更加全面地衡量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则可以有效地提升环保政策的效率。”文章合作者王绍达表示。他目前在EPIC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即将入职芝加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此外，研究还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直接修改水质监测数据的难度越大，则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就越大。这进一步表明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 “水质数据”，而非“实际水质”，国家的政策目标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措施之间出现了错位。
研究发现，中国的秸秆回收政策每年可避免近1.9万人过早死亡。
在严重依赖农业的国家，焚烧秸秆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以清理田地和为新作物做准备。但它也造成了有害的颗粒物污染。例如，在中国东部，秸秆焚烧可占夏季污染的一半。虽然政府历来难以执行限制秸秆焚烧的政策，但《发展经济学》杂志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中国最近的秸秆回收补贴计划使焚烧减少，污染降低，每年避免了约18900人过早死亡。
“我们的研究表明，农业秸秆焚烧会导致更多的污染和死亡率的增加，尤其是那些农村、贫困和老年人。”芝加哥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中国）研究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何国俊说。”像中国的秸秆回收计划这样的政策可以有效扭转这一趋势。”
2016年，中央政府开始向农民和回收公司提供补贴，鼓励秸秆焚烧最密集的十大省份–河南、安徽、黑龙江、山东、吉林、河北、江苏、辽宁、山西和内蒙古的秸秆回收。2016年每个省都获得了1亿元人民币（约合1420万美元）的秸秆回收补贴，2017年这一金额增加到13亿元人民币。
在评估补贴计划时，何国俊和他的合作者发现，相对于非补贴省份，补贴省份的秸秆火烧次数在政策实施后每年大幅减少153次，这一变化使年均颗粒物污染水平下降了约7%。由于这些改善，中国每年可以避免约18900人过早死亡。
研究人员将这些效益（相当于约550亿元人民币（约78.5亿美元））与补贴成本、执行政策和鼓励农民回收秸秆的额外工作以及农业生产的潜在变化进行了比较。他们估计，该政策的成本每年最多为26亿元人民币（约合3.676亿美元）–远低于收益。
“数据很清楚。中国的秸秆回收补贴大大减少了秸秆焚烧，从而减少了污染，减少了过早死亡，”何教授说。”这不仅是一项非常值得实施的政策，而且可以作为其他国家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典范。”
由于冠状病毒封锁阻碍了经济活动，污染急剧下降
今年春天，世界各国为防止COVID-19的传播，对日常生活、工作和其它经济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的一项新研究探讨了空气污染水平如何受到随后经济活动下降的影响。该研究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及时和全面的空气质量数据。它发现，在中国政府封锁三分之一的城市后的几周内，全国范围内的颗粒物污染（PM2.5）水平下降了24%。
“由于道路空旷，工业活动基本停止，人们消耗的能源减少，因此空气污染水平明显低于危机前。”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中国）研究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何国俊说。”这些骤降的污染水平可以成为COVID-19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早期指标。”
他和他的合著者，同样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潘聿航和田中孝直，比较了实施封锁政策的城市和没有正式封锁政策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在那些实施封锁措施的城市，颗粒物污染相对于未采取封锁措施的城市下降了17%。此外，在没有采取封锁的城市，由于存在一切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延长春节假期、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敦促人们呆在家里等），空气质量也得到改善。通过比较COVID-19流行前后与去年同期的区别，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一般性的预防措施使未封锁城市的空气污染下降了7%。综合来看，封锁和一般性的预防措施导致颗粒物污染总体下降了24%。研究发现，污染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经济规模较大、工业活动和交通量较大、燃煤取暖需求量较大的城市。
“然而，即使对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进行了重大限制，中国的污染水平仍然比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安全水平高4倍。”何国俊说。”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交通、工业和商业活动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但冬季燃煤供暖依然在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今后，中国需要制定更多政策工具，在不影响经济活动的前提下，有效地针对这些污染源。”
科技助力中国抗击空气污染
十年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空气污染受到大众密切关注，然而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地方政府发布的污染数据。中央政府深刻意识到，如果不能掌握真实的污染水平，就无法实现防治大气污染的目标。很多地方官员只看中短期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动机调整污染指标数据，导致中央难以获得地方的准确污染信息。
为此，中央政府决定利用科技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在政府发起“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时，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部署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直接从地方监测站收集污染数据，并向社会实时公布。重要的是，系统的内置算法和各项质量控制措施导致这些数据很难被地方政府改动。空气质量监测的自动化是政府为减少细颗粒物污染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目前，中国平均细颗粒物污染浓度比中国“向污染宣战”之前下降了43%。
一项新研究的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和数据质量的提高降低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保护自己。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杰出讲席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指出：“这项研究表明，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数据质量对于中国减少空气污染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空气质量寿命指数发现，空气污染是当前大众健康的最大威胁。找到中国赢得治污攻坚战的方法非常重要，对面临同样挑战的其他国家也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格林斯通及其合作者对比安装该自动监测系统前后的污染数据发现，空气污染检测自动化显著提高了数据的质量。尽管卫星遥测显示监测自动化前后的真实空气质量没有变化，但监测自动化之后，细颗粒物污染报告浓度平均增加了35%。这说明空气污染浓度在监测系统自动化前被严重低报了。并且，在污染越严重、收入越低的城市，这种低报的可能性会越高。
污染的准确信息发布后，人们开始采取更强的自我防护措施。研究显示，在监测自动化之后，网上搜索“口罩”的数量增加了两倍，搜索“空气净化器”的数量增加了大约20%，而搜索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这说明人为操纵的数据让人产生了安全错觉，导致自我保护不足。不准确数据会让人付出健康代价，而高质量的数据对人们保护自身免受空气污染起到关键作用。
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研究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何国俊表示：“治理空气污染是中央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污染监测的自动化非常重要，它在全国范围提高了数据质量，增强了合规程度，最终降低了污染水平。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准确的污染数据也促使更多中国人采取重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例如购买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显然，自动监测取得了双赢效果。”
迈克尔-格林斯通、何国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刘通共同撰写了这一研究论文。
流行病之后：改善的医疗系统使得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率得以降低
新冠大流行期间，新冠肺炎病人挤爆全球各地的医院，暴露出许多国家医疗系统的弱点。政府会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在未来做出改进吗？如果是这样，这些改进能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香港提供了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2003年非典疫情前后的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污染水平基本没变，但严重空气污染引发的心肺疾病死亡率在疫情之后大幅下降。该研究的几位作者在5月份的《环境经济与管理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上发表文章，将这种改善归因于非典危机后的重大医疗改革。
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项目研究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何国俊说：“我们可能会遭受一场新的大悲剧。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可以充分暴露各国医疗体系的缺陷，让我们找到可改善之处，取得可以成倍扩大的效果。”
2003年，香港有近300人死于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非典）。在非典流行期间，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大部分人闭门不出，被迫外出的人佩戴口罩。医院变得拥挤不堪，缺乏保障人们安全的必要条件。如今，这种经历对数十亿人来说既熟悉又可怕。
当2019年末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时，香港的情况相对较好。香港的人口与纽约市相当——每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是纽约市的50倍。但截至2020年5月1日，香港约有1,040个新冠肺炎病例，仅4人死亡。纽约市有169,690个病例，约18,400人死亡。
香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典后对医疗系统进行了许多改进：改造了重症监护室，改进了感染控制措施，启动了大规模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并加强了社区服务等。同时，香港居民普遍接受戴口罩出行和生活，极大地降低了病毒的传染性。
何教授说：“我们医疗系统的这些改进不仅在流行病时期有帮助，而且每天都在发挥作用。我们在研究许多城市的日常健康杀手–空气污染–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想知道，尽管香港的空气污染仍然严重，但为什么香港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我们发现，这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得到了更好的医疗服务。当人们因为空气污染而中风或受到心梗的威胁时——这些急性疾病往往可以在一小时内致人死亡——如果能及时得到医疗的救助，那么死亡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何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尽管非典过后香港的空气质量没有显著改善，但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心肺疾病死亡人数却下降了。在非典之前，空气污染指数（API）每增加10个单位，心肺疾病死亡率就上升3%。在非典之后，同样程度的空气污染导致的心肺疾病死亡率却迅速降低了。使用最近的数据表明，空气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已经在统计学上变得不显著。同时，可能影响心肺疾病的其他因素基本不变，例如吸烟人数，以及使用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等防范行为的普及性。
作为检验优质医疗服务重要性的另一种方法，何教授及其合著者进一步比较了居住地离医院远近对心肺疾病死亡率的影响，发现住在医院附近人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的风险要小得多。
这项研究首次表明，改善医疗系统可以减轻空气污染的影响。这为世界各地空气污染与收入同步上升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即使在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政府对部分污染源没有管辖权，仍然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措施来减轻污染的影响。
何教授指出：“政府应该使用多种手段来减少污染，降低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影响。改善医疗系统是一个新手段，它可能给社会带来深远益处。”
EPIC-UCAS联合中心宣布资助六个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课题
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EPIC）与中国科学院大学（UCAS）宣布EPIC-UCAS能源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的首次资助计划。该联合中心成立于2019年1月，旨在支持对中国能源与环境领域开展关键研究，产生新见解。
联合中心首次资助的六个研究计划将直接支持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新研究，包括规模化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大气污染预警系统的环境与经济效果，以及供暖价格改革的经济与环境效益等。
“我们非常激动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合作产生了具体的研究项目，可以为中国一些重要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提供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米尔顿-弗里德曼杰出经济学讲席教授、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说，“我们今天资助的研究项目会将芝加哥大学数据驱动和高质量的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所提供的世界一流的创新工程能力结合起来。”
关于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高级顾问施春风说，“双方共同对这些丰富的领域开展研究，可以将中国科学院大学杰出的工程特长与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分析的全球领导力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强强联合，我们将有能力产生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提供的最前沿的解决方案。
六个获得资助的研究包括：
王艳芬（中国科学院大学），陆西（清华大学），施春风（中国科学院大学）将研究青藏高原的清洁能源替代技术；
莫争春（芝加哥大学），黄兴（芝加哥大学），施春风（中国科学院大学）将研究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
菲奥娜·伯利格（芝加哥大学），迈克尔-格林斯通（芝加哥大学），何国俊(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伊藤公一郎（芝加哥大学），王绍达（芝加哥大学），王自发（中国科学院大学）将研究大气污染预警系统的效果。
迈克尔-格林斯通（芝加哥大学），何国俊(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王绍达（芝加哥大学）将研究双随机环境监查及其对减排成本的影响。
迈克尔-格林斯通（芝加哥大学），何国俊(芝加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王绍达（芝加哥大学），王自发（中国科学院大学）将研究改善的大气监测数据对企业生产和排放结果的影响。
伊藤公一朗（芝加哥大学）和张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将研究中国供暖价格改革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与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结成新的研究合作关系
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EPIC）今天宣布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结成新的研究合作关系，为中国的研究人员和芝加哥大学的科研人员联合研究能源与环境的问题和政策提供支持。作为见证，芝加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代表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说：“我们相信，中国科学院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建立这一历史性和激动人心的合作关系深具潜力，将在今后的岁月里增进人类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应用。我相信，我们将携手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战上取得进展，对于这些挑战，我们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
这个为期五年的合作是为了对紧迫的能源与环境挑战提出新见解，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解决重大首要问题提供新工具，例如经济高效地减少空气污染。
谈到此次合作，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李树深说：“我们十分高兴能结成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关系和推进这项重要工作。中国科学院大学拥有杰出的工程专业知识，而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分析领域全球领先。我相信，通过强强联合，双方将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思维和解决方案。这的确令人激动。”
在宣布该合作项目的同时，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还发布了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中文版。空气质量寿命指数是首个能让政策制定者量化降低空气污染益处的工具，并将其换算成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预期寿命的增加年数。AQLI基于芝加哥大学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合作撰写且经过同行评审的两份研究报告，这两份报告量化了人们长期遭受细颗粒物空气污染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格林斯通及其合作者研究了中国北方的供暖政策。该政策本意良好，但因传统供暖多采用燃煤取暖，结果造成北方地区的空气污染比南方严重，因而得出了上述因果关系。
格林斯通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加上芝加哥大学其他研究人员（例如伊藤公一朗）的研究，为这一新合作奠定了基础。
格林斯通还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学院米尔顿·弗里德曼杰出服务讲席教授，他说：“中国目前面临许多最紧迫的能源挑战，中国有近15亿人口，他们需要可负担和供应可靠的能源，同时面临相应的健康与气候影响，他们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我们的合作目标是进行前沿性的科学研究，找到解决这些能源挑战的有效办法，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
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隶属于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BFI），该研究所在2018年底成立了BFI中国项目，与中国顶级研究机构的广泛合作，秉持芝加哥经济学派严谨的学术传统，以研究中国经济面临的众多挑战。2018年11月，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宣布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与金融联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