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污染的”战争”：五年成效
2010至2019年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期。本文聚焦于2014年中国“向污染宣战”后的五年，研究了中国空气质量与水质的时间变化趋势。此外，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关于环境质量的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利用了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的提高，记录了环境质量尤其是当地空气污染的大幅改善，并研究了环境质量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
科技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吗？来自中国“向污染宣战 ” 的证据
本论文研究空气污染监测自动化的引入如何影响数据质量。空气污染监测自动化是中国“向污染渲染”的一个重要举措。基于不同城市引入自动监测系统的时间，我们通过654个断点回归分析，发现地方报告的PM10浓度在监测自动化后提高了35%（并持续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更有可能在监测自动化前低报当地空气污染情况。此外，空气污染监测的自动化显著增加了人们对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搜索量，表明更准确的空气质量信息带来了福利的改进，能让人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
冬季供暖、空气污染对健康的严重影响：来自断点回归设计的证据
中国的燃煤集中供暖产生大量有害污染物，使空气质量在短时间内明显恶化。基于不同城市冬季供暖开始日期的断点回归设计，我们估计了冬季供暖对空气污染和健康的急性影响。我们发现，供暖开始后导致空气质量指数（AQI）上升了36%，并使得死亡率上升14%。 这意味着AQI每上升10个点将导致死亡率增加2.2%。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突然性空气质量恶化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缓解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基于探索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我们发现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供暖可以改善社会福利。
高速公路、GDP和环境：基于中国的研究
在一个匹配双重差分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发展高速公路加快了较农村贫困地区的县GDP增长，但同时降低了农村富裕地区的县的经济增长发展速度。这种差异并不是由市场准入、要素禀赋或产业结构等因素造成的；而与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相一致：也就是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强调环境质量高于经济增长，而在贫穷地区做法相反。我们发现，高速公路开通导致贫穷市县采用更污染技术，接纳更多污染企业，增加更多污染排放，这与富裕市县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结果表明，认识到GDP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取舍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的全面影响。
对中国国民核算账户的核算
中国的国民核算帐户是基于地方政府收集的数据。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会因为实现增长和投资目标而获得奖励，他们有动机调整地方统计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会调整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以计算国家层面的GDP。自200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所做的调整平均占GDP的5％。在产出层面，地方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地方和国家对工业产出的估计之间的差距造成的。在消费方面，缺口在于投资。2008年以后，地方的统计数字越来越失真，但是国家统计局在调整时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变化。基于公开数据，我们通过使用增值税数据重新估算工业、建筑、批发和零售公司的产出，从而提供了对地区和国家层面GDP的修订估算。我们还使用了一些不太可能受到地方政府操纵的经济指标来估算地区和国家层面GDP。估计表明，国家统计局的调整在2008年之后是不足的。我们估计的2010-2016年GDP增长率比官方数据低1.8个百分点，2016年的投资和储蓄率比官方低7个百分点。
利用政治激励促进环境监管：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证据
该报告利用中国水质监测系统带来体系暗含的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来估计环境监管对公司生产率的影响。由于水质数据对官员的绩效考评非常重要，并且监测站只监测上游地区的排放，因此地方政府有激励官员对监测站上游企业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而对下游企业放松监管。运用监管严格程度上的不连续性，并结合地理解码后的企业生产和排放数据，我们发现，与下游企业相比，上游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下降27%，排放强度降低48%。类似的，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连续性在非污染企业并不存在。同时，污染企业的生产率的差异只有在政府明确把水质考核与晋升挂钩以后才出现，且断点的大小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密切相关。将全要素生产力与排污数据相联系，我们的估算粗略的计算显示，中国目前的水污染治理模式下目标会导致每年的企业产出损失超过2000亿元。
奖项：邹至庄最佳论文奖，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