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俊、王绍达、张炳, 经济学季刊
主要发现
- 20世纪初,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2003年, 中 央政府开始大力治理地表水污染, 并将地方政府官员 的晋升与所在辖区内水质监测站的读数进行挂钩。
- 由于水质监测站的读数只能反映出来自上游区域的污 染排放,地方政府官员有很强的动力去监管上游企业, 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管下 企业。利用这种环境管 制强度在空间上的断点, 本文估计了环境治理与制造 业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 本文发现,由于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紧邻监测站的上游 污染企业,相对于紧邻监测站的下游企业,需要将大量 的资本分配到“减排活动”而非“生产活动”, 从而导致 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显著下降, 但全要素生产率也同 时降低了24%。进一步分析表明, 这一上下游间的生产 率差距只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并且只有在中央政府加 强了水质监管以后才开始出现。同时, 只有紧邻监测站 几公里以内的上游企业才受到了 严格的管制、而更 上游企业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这是因为地表水的污 染会随着水流被稀释, 因此只有对紧邻监测站的上游 企业进行管制才能最有效地提升水质数据。
- 环境监管给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经济成本。本文估计, 水 污染排放每下降10%, 意味着污染行业的生产率下降 3%。作者们据此计算得到, 在2000 至2007年期间, 中 国因治理水污染而损失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工业 产出。
- 本文还发现,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地方官员修改 水质读数的难度越高, 针对监测站上游企业的环境监 管就会愈加严格。这说明, 过政治激励去推进环境治 理, 可能会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从而不能 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