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当高污染充斥着美国社区的空气与河流时,人们在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上走上街头,为改变现状而游行,导致政府为控制污染做出了重大努力。今天,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聚集地,它能否有效地引起了改变?一项新的研究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国际研究小组调查了来自公众的压力是否可以改善环境执法和减少污染,如果可以,这种压力的类型是什么——是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该研究聚焦中国,分析志愿者们在污染企业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后,向监管机构投诉并呼吁采取行动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一部分投诉是志愿者们通过政府热线或在线信息平台私下发送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微博(类似Twitter的中国社交媒体)发送的。

“我们发现社交媒体是新的’公共街道’,它们以与抗议或游行相同的方式激发变革的动力,而且社交帖子越受欢迎,它们在促使政府采取行动方面就越有效,”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杰出服务教授和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主任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说。”更具体地说,它表明向公众提供有关个别污染者的排放信息可以导致污染减少。长期以来,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计划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类似计划的支持者一直在假设这一点。”

格林斯通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公共行动投诉使违法行为减少了60%以上,并使空气和水污染分别减少了12.2%和3.7%。非公开投诉也带来了改善,但幅度较小。当社交媒体投诉的能见度通过 “点赞 “和 “分享 “而增加时,政府监管机构回复的可能性增加了40%,检查污染工厂的可能性增加了65%。

“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EPIC-China副主任王绍达说:”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和简单的工具,让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进程,并让监管者承担责任。”更受欢迎的社交帖子刺激了政府官员的更多行动,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惊讶,但确实证实了公民有很多机会参与治理并帮助改善政府的问责制。”

研究人员还调查了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间接影响。具体地,他们在每个地市随机选取了一部分企业被举报,并追踪记录了此时当地其他未被举报的企业的环境绩效。他们发现一个地区公众举报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未被举报企业违规排放率和排放量的增加。这表明公众的诉求并不会对当地的监管工作产生挤出效应。

“此前,这种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在世界其他地区被证明是有效的,特别是在直接进行民选领导人的情况下,因为被选举的领导人会觉得对选民负有更多的责任,”香港大学经济学和管理与商业策略学副教授、EPIC-China的研究主任何国俊说。”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个实验性证据,证明这种类型的公民参与在中国这样的背景下也非常有效,表明中国政府确实对其人民有很强的责任感。”

与格林斯通、王绍达和何国俊一起撰写这项研究的还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Mark Buntaine、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梦迪和南京大学的张炳。